這兩天看到一個數據很震驚，今年第 2 季 iPhone 在中國市場的占比不到 14%，跌出前 5 大手機品牌，淪為他牌手機的範疇。

另一個也不令人意外的事實是，臺灣多家媒體極盡吹捧華為折疊手機的厲害，同時批評 iPhone 沒有新意退流行，明明兩個是不同範疇的產品，一個能折，一個不能折，就像你跟一個短跑選手說，你無法像那個跳高選手跳那麼高，結論就是你很沒用。

「體驗」是整合了軟體、硬體、服務及後續支援的結果，你常用的軟體有沒對三折最佳化，你常用的 Google 服務能不能在華為手機上運行，我都還沒說，你在手機上的一舉一動，會不會跟北京報備？！這些該有的「知識」都不在那些名嘴的討論範疇裡。

「資訊」是對事實的陳述，「知識」是有組織的資訊，「智慧」是知道可以用多元的知識，提出重要的問題，即使難以短時間內找到解答。

為什麼 iPhone 掉出前 5 名？

跟民族主義與美中貿易戰息息相關，單單讓國產品牌的門市店員有更高的收入和銷售獎金，你說年輕人還要進蘋果經銷商賣 iPhone 嗎？就跟臺灣補貼早期的裕隆一樣，介入過多的政治力，就會讓市場出現扭曲，或者會誤導你對市場的判斷。

做記者真的很辛苦，因為應該捍衛事實還原度的編輯，已經受到政治力的干涉，兩岸都一樣，於是願意去好好跑現場的記者更少了，大家都直接抄襲，漸漸地，AI 還幫你編輯新聞，我們該賦予多大的信任度給這些「迷思資訊」呢？

又或者，製造這些迷思資訊的後果，責任由誰擔當，大家有沒力氣去監督或過濾，我想這些都是過高的期望。

「在科技世界，資訊是個問題，而不是答案。」

剛才在《通往未來的過去》看到這句話，無比認同。接下來 AI 會生成更多你難以選擇、辨識、過濾、消化的資訊，應該說是「雜訊」才對。

以前我們還有餘裕停下腳步，讓時間幫我們驗證資訊的真偽與價值，接下來，我們為了變快、為了便利、為了便宜，將會無暇辨識資訊。

一來，願意去真實世界報導事實的記者少了，二來經過政治力與演算法的中介，三是我們偷懶求快，無暇累積不同知識領域的訓練，最終就是只問結果不求脈絡，簡單說，我們的智慧也在自我掏空中。

有點東拉西扯的講一堆，最後我想說：選華為與 iPhone 根本不是重點，你換了最新的手機，做的還不是那些事，不妨趁機從中揪出哪些媒體、哪些名嘴在製造雜訊，那些都是讓我們社會變得難以互相信任的病毒。

剛看完《通往未來的過去》談「資訊」的第五章，內容精彩順手摘錄下來。

｜｜｜書摘｜｜｜

P106 ~ 109

我暫時打住插一句話，教堂、法庭、學校、政黨、家庭這些社會機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告訴我們「因為」，也就是幫助我們了解資訊為什麼是重要或是無關的，是被社會接受或是褻瀆的，是傳統或是怪異的，是真實或是錯誤的。

這其中一些機制的解釋不如過去令人信服，這就更需要有一個知識媒體。而知識媒體最根本的條件，就是清楚解釋我們為什麼要得到資訊。如果我們不知道這一點，我們知道的事情就沒有價值。此外，在科技時代，報紙還必須為我們做另一件事情，是關於「智慧」的事。我想要提出的是，現在是報紙不僅要自視身處知識產業、也是身處智慧產業的時候了。

你可能覺得我扯得太遠了，但是我希望能夠將「智慧」定義得讓大家覺得非常實用。

我所謂的智慧，是指知道可以在什麼知識中，找到重大問題的解答。我在前面說過，知識只是有組織的資訊，它是獨立的、侷限於單一的資訊體系。一個人可以有大量的知識，但是沒有一丁點的智慧，科學家、政治人物、企業家、學者、甚至神學家都常見這樣的例子。

就拿複製做例子。如果告訴我們幾位蘇格蘭的科學家複製了一隻羊，幾位美國的科學家聲稱複製了一隻猴子，這就僅是資訊。如果告訴我們如何進行複製工程、何時可以複製人類、甚至還有複製技術的發展歷史，這就是提供我們知識。如果建議我們可以運用什麼知識體系來評量複製這種行為，這就是智慧。

科學本身在這一點上是完全使不上力，它懂能告訴我們複製是如何進行的。什麼才能告訴我們對於複製技術是該感到歡喜還是憂心呢？什麼才能告訴我們是否需要制定政策管制複製工程呢？什麼才能告訴我們複製到底是進步還是退步？

要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參考的知識是所謂的宗教、政治學，或社會學。知識不會評斷自己，必須再被其他的知識判斷，而這正是智慧精髓之所在。我看到索馬利亞的孩童正處於飢饉之中，我要求教於什麼知識系統，才能思考解決之道？

我看到我們的海洋遭受污染、雨林砍伐殆盡，什麼知識系統有助於找尋解決方法？還有種族歧視與性别偏見的問題呢？或者是犯罪問題呢？

如果你認為這類的問題已經在報紙的評論版得到解答，我則是不以為然。

報紙的評論僅僅告訴我們思考什麼問題，而我所說的是，要知道些什麼才能開始思考，這是意見與智慧的差别，也是教條與教育的差别。任何一個傻子都可以發表意見，但是知道如何才能有意見，這就是智慧。換句話說，智慧是指知道要對知識提出什麼問題，當然不是技術性的問題，這個太簡單了，我所指的問題是來自不同知識體系的問題。

而最需要這種智慧的，就是科技領域。大部分的報紙都尚未對科技領域由機械到電子的轉變，做詳盡的報導，這一部份就是因為大部分的編輯完全不知道要對科技提出什麼問題。這些編輯似乎不知道重大的科技變革永遠會涉及重新調整我們的道德預設、社會生活、精神習價、政治運作。

報紙編輯解釋科技變革的非科技意義最接近的例子，就是預測變革對經濟的影響，但是他們經常預測錯誤，這絕大部分是因為他們僅僅諮詢了經濟學者。不過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了解，有智慧不表示會有正確的答案，只是意味著能夠問正確的問題。

想像一下，現在大部分的記者在得到訪問蓋茲的機會後，會怎麼做。他們會提出什麼問題？他最新的計畫是什麼？他的軟體如何運作？他賺多少錢？他有什麼購併計畫？其實，我大概也會問同樣的問題，因為由蓋茲的《擁抱未來》來看，蓋茲可能是最無法回答關於電腦科技的道德、心理與社會問題的人。

關於這些問題，我們該問誰？我們要問什麼？在美國與伊拉克戰爭期間，想想新聞記者都訪問了哪些人？電視、廣播與報紙新聞中，訪問的都是將軍，武器系統專家、五角大廈官員，而沒有訪問藝術家、歷史學家、小說家、神學家、老師、醫生。

戰爭只是軍事專家的事情嗎？他們對於戰爭的看法，是平民百姓唯一需要知道的觀點嗎？在戰爭的議題上，我認為武器系統專家是最不該被採訪的。我們也許可以說，在戰爭中首先陣亡的，就是智慧，所以除了軍事專家，其他都沒有出現在新聞中。

我想像未來有一天，我所說的智慧將在報紙版面上司空見慣。雖然我想不出來要如何落實，但是我還是喜歡想像，有一天，我們除了有言論版之外，還有「智慧版」，上面全是新聞的相關問題，訪問能提供與新聞不同知識體系的人。

我甚至想像，有一天，新聞的編排不再是按照制式的本地、地區、全國、世界新聞分類，而是以另一種原則來編排，如依照貪婪、淫慾、嫉妒等七大罪來編排。

我對編輯的要求太高了嗎？我對報紙的要求太多了嗎？也許是吧。但是我這麼要求，是因為我們所處的世界資訊過多、知識過於專門難解，而智慧又太稀少。記者可能認為提供智慧不是他們的職責所在，但是我認為，為什麼不呢？哪一個新聞工作者能說自己的職責到何處為止？

二十一世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如何傳遞資訊，不在於資訊工程，這些問題我們早就解決了。二十一世紀的問題，是如何將資訊轉變為知識、如何將知識轉愛為智慧。如果我們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其他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